本帖最后由 彭丽芳 于 2018-11-4 01:16 编辑
VI 我激动地吞下了这粒蓝色的胶囊,却再次差点被踢出试验大门
在参加Blu-667临床试验的地点上我有两个选择,一是休斯顿,另一是波特兰,两者各有利弊。从成功率上考虑,休斯顿可能性较大,因为那里的医生对我了解,有我所有的临床资料,临床试验的联络人是个中国姑娘,容易沟通。但休斯顿的缺点是路太远,不方便,路上来回要两天。而波特兰是本州的,只要一小时的飞行,方便多了,但我与那里医生的联系要从头开始,不确定他们对我的态度,是否倾向让我进入临床试验。为保险起见,我只得两地都努力申请,脚踏两只船了。
回家后,儿子立即与位于波特兰的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联系。他在网页上找到了有关人员的联系方式,给他们写了邮件、打了电话,介绍了我的情况,并表示参加Blu-667的临床试验的意愿。泰勒医生是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主管药物临床试验的医生,玛丽萨是Blu-667临床试验的联系人,他们隔了两三天才回复我儿子。
这本来是正常的,但却加重了我对波特兰不确定性的忧虑。于是我这边加强了与休斯顿的联系,每过一两天就给那位中国姑娘写邮件问情况,并一再向她表示我坚定选择休斯顿而不是波特兰。几天后,波特兰给了我儿子肯定明确的答复,安排了我初诊的日期,如果一切符合临床试验的要求,就会考虑让我加入。
就在同一天中午,休斯顿那位姑娘也打来了电话,但我没有接到,她留言说过一会再打过来。等到傍晚还未见她打电话过来,我觉得不妙,心想她一定是知道了我同时也一直在与波特兰联系并有了初诊的安排,她肯定对我这种脚踏两条船的做法不高兴了。
我就给她写了邮件,告诉她波特兰的进展,对自己脚踏两条船的做法表示歉意和无奈,希望她理解和原谅。晚上她回信说,她一直知道我同时也在跟波特兰联系,她对此表示理解。她说波特兰更适合我,并告诉我萨巴医生向波特兰的泰勒医生和BMC制药公司极力推荐了我。
原来,波特兰的泰勒医生早就和萨巴医生联系过,并在当天上午和BMC制药公司以及萨巴医生开了电话会议讨论我的情况。据波特兰的联络员玛丽萨在给我儿子的电话上说,在会上,萨巴医生确实表示我是一个很合适的候选人,符合Blu-667临床试验的准入条件。这样,制药公司就同意让泰勒医生给我初诊,若符合要求就让我参加临床试验。作为休斯顿的联络人的那位姑娘也旁听了电话会议。她中午给我打电话就是想告诉我这些。
我非常感谢这位姑娘,她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人。她不计较我脚踏两条船给她工作上造成的麻烦,而是完全站在我的角度为我着想,只要我进入了临床试验,她就放心了。我在心里祝愿她今后事业有成,在美国有好的发展。萨巴医生也是个很有同情心的好医生,他在我进入Blu-667临床试验这件事中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我将永远感谢他。
3月21日,我去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初诊。见面之前,我先做了全血检查,我的血小板是9万,高于Blu-667临床试验的准入要求(>7.5万)。接着,我又做了胸部对照CT,这将作为我的病情的初始记录,服药一段时间后肿瘤大小将与此做比较。做完这些检查后,我见到了泰勒医生——一位40岁的白人医生,人很和善。我带去了以前检查诊断的资料,都是儿子为我准备的,厚厚的一叠,完整、充分、齐全,让泰勒医生连说多个 “Perfect!”
见面过程中,泰勒医生果断地解决了两个问题。
第一,BMC制药公司要求肺癌的RET基因变异要直接从肿块的活检材料中测出,而我的是从胸水所含的癌细胞中测得的。他说,他会去和BMC制药公司解释,应该不会有问题。
第二,BMC坚持要得到肿瘤活检材料,而我曾经在当地医院做过心包膜活检,泰勒医生当即要一旁的玛丽萨去打电话联系,让他们把保留的活检标本寄过来。一会儿玛丽萨回来说,活检样品会于明日寄出。
泰勒医生说:“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你已基本上被批准进入Blu-667一期临床试验了!一个星期后来拿药、做检测。”
3月28日,我接受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监测,观察我的身体对药物的吸受、扩散和代谢等情况。服药前抽一次血,以后每两小时抽一次,服药前做一次心电图,后每四小时再做一次。
我坐在治疗室的躺椅上,先做了心电图,接着一个护士在我的手臂上装好了留置针,抽了第一次血。9时多,玛丽萨递给我两瓶药,一个月剂量的Blu-667!她让我拿出一粒,要我当她的面服下。
我说:“慢,这是我的历史性时刻,我要先拍个照。”于是,我手拿一粒蓝色胶囊,让她给我拍了照。9时23分,我吞下了第一粒胶囊。当时我的感情很复杂,只是当着众人的面,没有流露。
2018年3月28日,我终于拿到了Blu-667这粒神奇的蓝色药丸。
这一刻,我吞下了这粒蓝色的胶囊,就像一个足球守门员用铁匝般的双手紧紧抱住一个飞来的球,谁也甭想从他手中把球抢走。我当时想哭,因为这一刻的到来对我来说是多么不易。
这一刻,我也想笑,因为我终于胜利了,进入了Blu-667的一期临床试验。我是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在13个月中招收的第九个受试病人。
随后,我给一直等我消息的儿子打去了电话,告诉他我已把第一粒药吞下了。儿子在那头连声说:“My God!Thank God! ”我知道那一刻他有多么激动。
他为我能进入药物临床试验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茫茫大海中为我搜寻救生艇。有一天他对我说,要是10多年前就知道老爸会患上肺癌,他一定选择做肿瘤医生,直接就让老爸进入临床试验,用上最有希望的新药。
3月28日吞下了第一粒Blu-667后,我一直紧张着的心情放松了很多。但就在第三天下午,泰勒医生的助手卡洛琳来电话了。她说由于28日的三次心电图中有一次的QT间隙有延长,QT延长是心脏骤停、猝死的心电图表现,BMC制药公司要我立即停止服药。
但她又说,如果我的心脏专科医生能解释我的QT延长的原因并说明不会对我造成危险的后果,公司会考虑让我继续临床试验。当时已经是周五下午三点多了,我答应卡洛琳星期一去找我的心脏医生。
我立即给儿子打电话,告知情况。他要我不要紧张,这事好解决。他认为QT延长很可能是我正在服的抗房颤的药——胺碘酮造成的,减量或停用该药后,QT延长的现象就会消失。原来,作为心脏专科医生,他对胺碘酮对QT的影响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还写过一篇论文,所以十分有把握。他会在周一请我的心脏专科医生为我写信说明情况。
我在周五、周六及周日晚上停止服用胺碘酮。周一见了心脏专科医生,做了心电图。果然,QT不再延长。心脏专科医生写了信,连同那张心电图结果记录一并传真给卡洛琳。卡洛琳收到后立即传送给BMC制药公司。
周二上午,泰勒医生来电话告诉我,制药公司同意我继续临床试验。好险!虽是一场虚惊,却让我坐立不安了好几天。自此以后我很小心,严格遵守临床试验的所有规矩,关注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和其他身体情况,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Blu-667会对我有效么?有了K药的教训,我不敢多想,也不敢过早下结论。每天早晚各一次按时、按要求服药。过分主观地去感觉用药效果往往会带有心理作用的因素,容易得出错误结论。
对我来说,进入Blu-667的临床试验就好像是大海里落水的人爬上了一条救命的小船,有了逃生的希望。然而这条小船能否成功地救我出去,把我带到安全港,还得听天由命。 |